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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永年:中国最该担忧文化堕落

本文摘要:作者:郑永年中国的“近代性”从文化领域开始,不无原理。中国的近代化不是内生的,而是通过外来因素引入而催生的。 在很长时间里,人们对明清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有过争论,一些人认为,如果没有西方列强的入侵,中国自己也有可能生长出近代资本主义。不外,中国并没有生长出资本主义,至少没有比西方更早生长出资本主义。 “近代性”从文化领域开始更不难明白,因为如果文化看法稳定,什么变化都不行能,不仅内生变化不行能,也不会接受外来的变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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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郑永年中国的“近代性”从文化领域开始,不无原理。中国的近代化不是内生的,而是通过外来因素引入而催生的。

在很长时间里,人们对明清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有过争论,一些人认为,如果没有西方列强的入侵,中国自己也有可能生长出近代资本主义。不外,中国并没有生长出资本主义,至少没有比西方更早生长出资本主义。

“近代性”从文化领域开始更不难明白,因为如果文化看法稳定,什么变化都不行能,不仅内生变化不行能,也不会接受外来的变化。文化变化的本质就是“思想解放”,是民族、国家和小我私家确立世界观的历程,近代以来,中国人确立世界观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历程。

传统中国形成的“我即世界”看法根深蒂固,只有在和西方打交道历程中频频失败之后,少数精英才开始意识到,除了中国之外另有更强者。但纵然是这样一个基本事实,也很难让统治者接受,更不用说与政治无关的公共了。魏源在《四洲志》基础上编成的《海国图志》没在中国流传开来,到了邻人日本则成为至宝。

(互联网)林则徐主持编译的《四洲志》,讲了一些西方的基本事实,但不仅不被接受,反而成为被流放边疆的一个重要理由。魏源在《四洲志》基础之上编成了《海国图志》,却没有在中国流传开来,而到了邻人日本则成为至宝,两年之内就出书21版。接受基本事实痛苦,而引进西方技术更显得痛苦。1868年西方泛起电报,也有精英试图引入,但官方到了1880年才接受,这种接受也非真心诚意,而是朝廷高官“运作”的产物。

其实,蒸汽机、铁路等技术都是如此。英国工业革命之后,险些所有国家纷纷仿效英国,争取向英国学点什么,遇上英国。人们很难找到另外一个国家像晚清那样,如此抵制技术革命。

当晚清官方意识形态(或者今天所说的“认同政治”)到达了不能正视和接受基本事实时,其失败的运气也就不行制止了。只有在被西方彻底打败之后,到了生死生死的时刻,人们才开始向西方学习,但这时已经履历数代人的鲜血和努力。五四新文化运动把西方文化归纳综合为“民主”与“科学”简直精炼,因为这两概略素组成了西方近代以来的乐成。先“民主”亦先“科学”西方历史历程是先“科学”后“民主”,或者说先文艺再起后政治启蒙,但中国其时的知识分子精英把“民主”置于“科学”之前。

今天看来,这种置换也很有原理。“民主”即是启蒙,把人们从愚昧状态解放出来;如果人们仍然处于愚昧的阶段,如何能够接受科学呢?今天,只管中国式的民主之路还在寻找,但科学早获接受。中国共产党所秉持的意识形态即是“科学社会主义”。

在很大水平上,科学社会主义已经演变为一种信仰,甚至被一些人视为走向了极端(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)。然而,在中国这么藐视科学的文化里,这种“极端性”内里也隐含着很是的理性。一旦放松警惕,公共文化中的愚昧部门就轻易沉滓泛起,很快伸张开来。

今天就是这种情形。中国社会的一些方面,似乎又回到了近代之前的文化气氛。前不久,旗下的微信依据有关规则,对刊发不实信息类内容、煽动、夸大、误导类内容的民众号举行永久性封禁处置惩罚,包罗“至道学宫”等八个系列相关账号。微信方面表现,冠病疫情期间,平台刪除涉嫌夸大误导系列文章约9000篇、刪除谣言类文章6915篇、民众号限制能力及封号2万个。

微信民众号“至道学宫”不久前因公布多篇谣言文章被平台封禁处置惩罚。(互联网)方面称,“至道学宫”民众号曾经公布多篇编造整合虚假信息、煽动民众情绪、误导性强的谣言文章,包罗说美国把尸体做成汉堡等谣言。“至道学宫”微信民众号注册于2015年4月9日,预估活跃粉丝凌驾100万。

“至道学宫”也有独立网站。该网站曾经公布多篇网文,内容极其夸张。如其公号公布一篇名为《濒死:美国淹没》的文章中,称美国将尸体做成冻肉,做成人肉汉堡、人肉热狗。

在《学英语会让人变傻》网文中称,汉语是全球语言之母,英语是一种低级语言,是汉语的第四代劣化产物。对“至道学宫”等公号的被禁,许多人自然拍手称快。

不外,这可能只是冰山一角,仍然有几多类似“至道学宫”的公号存在着呢?天天又有几多这样的公号发生呢?有几多比“至道学宫”包装得更巧妙、更高级的媒体在灼烁正大地运作呢?到了21世纪的今天,为什么还会发生这种情况呢?这还是要回到“民主”与“科学”的主题上。今天,人们享受着前所未有的让自己趋于“理性”的物质条件。事实并非如此,因为公共从来就没有接受过文化启蒙,物质条件的泛起走向了反面。只管物质条件是理性的产物,但人们通过使用所泛起的物质条件,再次走向了愚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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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从如下几个互为关联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。劣质文化淘汰精英文化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崛起,导致了精英文化淘汰现象。

(互联网)首先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崛起,导致了精英文化淘汰现象。自古至今,愚昧的因素各国都有,要建设人人理性的社会,迄今也纯属乌托邦。

作为一个配合体,社会是否理性,关键在于这些愚昧的因素是否浮上台面,主导社会。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发生之前,愚昧因素没有工具把自己出现出来,更无法成为社会的主流。

报纸、广播和电视等“公共传媒”实际上是精英传媒,是精英通过这些“传媒”把自己的看法流传给公共。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把此彻底地倒过来了,现实是公共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,把他们的看法流传给精英。在进入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时代以来,人们所希望的文化再起没有见到,却眼见了文化连续且快速的堕落,而且堕落得毫无底线。

这些年来,从前被视为劣质文化的工具,俨然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登上文化舞台。如果以读者量或流量来权衡,这些劣质文化有成为“主流”文化的趋势。

劣质文化淘汰精英文化的历程,也是情绪淘汰理性的历程。这些年来,劣质文化淘汰精英文化的速度令人赞叹。今天的流传管道不是传统所能相比的。

传统依靠笔墨纸砚,现在是电脑和社交媒体。传统是精英制度,现在是精英淘汰制度。

唐诗宋词不能说不是文人精英的精品,解放之前的鲁迅先生也不能说不是精英。但现在很难再泛起这样的精英了。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可以很是有效地把这些精英抹杀在萌芽之中。鲁迅先生写的文章有几小我私家看?看的人很是有限,因为其时的识字率不高,流传渠道有限,看他文章的人要不是他的粉丝就是他的敌人,但无论是粉丝还是敌人,教育水平都很高,还是文明的。

解放之前的鲁迅先生不能说不是精英,但现在很难再泛起这样的精英了。(互联网)但现在出不了鲁迅了,因为举报而死。如果有了特别敏感的话,就会马上遭举报、遭删帖、遭约谈;若不听,则全网封杀。更为重要的是,举报者往往是那些没识几个字、没读过几本书的人,只管没有人想冒犯他们,可他们一不开心就可以举报,随心所欲。

庸俗而死。与之相关的,如果要有效流传,就要向社交媒体投降,迎合公共的口胃,下行。

不庸俗、不下流没有出路。其次,“政治上正确”走过了头。“政治上正确”始终存在,而且具有普世性和不行制止性。“政治上正确”指的是,小我私家作为群体的一分子,不是处于完全随心所欲的自由状态,而是具有言行的准则和界限。

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,随着认同政治的深化,“政治上正确”所涵盖的领域也越来越广。就国家来说,民族主义、爱国主义都是群体认同最为重要的部门。

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一个民族、国家的文化基础。因此,越来越多国家围绕着“民族”和“国家”,具有了越来越多的“政治上正确”看法。因为认同政治是通过“我”和“他者”之间的关系而塑造,一旦走过头,就很容易造成把自己道德化而把他者妖魔化的南北极化现象。

深受狭隘民族主义的影响,许多人张口缄口“国家利益”和“爱国”,而把差别意见统统视为“不爱国”甚至“卖国”。与此同时,只管人们并不喜欢他国来妖魔化自己国家,但并不乏庞大的念头去妖魔化他国。反智、反外国、反人类,只要能够发生流量,一切皆是可以的。

(互联网)一些人赞叹,充满民族主义色彩的想象、假消息、分析报道,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已经变得如此盛行。对这些“媒体人”来说,说什么、揭晓什么已经不是能不能的问题,而是敢不敢的问题。反智、反外国、反人类,只要能够发生流量,一切皆是可以的。通常西方支持的就阻挡;通常西方阻挡的就支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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逾越界线就是非理性无论是民族主义还是爱国主义,一旦逾越界限,就会演酿成为非理性。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本意就是要把国家利益最大化,而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往往导致国家利益的最小化。在全球化时代,越来越多的国家是国际体系的一部门,国家利益须要放在国际情况中来实现。如果太过强调自己的利益认同,就会影响其他国家的利益认同。

认同政治把“自己”和“他者”区离隔来,但在实际利益层面,“自己”和“他者”是相关的。所以,今天的认同政治也趋向于导致国家间的冲突。

再次,商业民族主义的崛起。经济学家熊皮特(Joseph Schumpeter)曾经相信,民族主义和商业社会不行共存。他认为,民族主义是古老民族情绪的剩余,体现为非理性;而商业代表着理性和盘算,所以民族主义情绪会随着商业社会的崛起而退出历史舞台。

现实证明他错了。无论蓬勃国家还是生长中国家,无论是民主还是非民主,商业社会的崛起不仅没能消减民族主义,反而促成民族主义的崛起。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差别,商业民族主义认同的并不是“民族利益”或“国家利益”,而是自己的经济利益。一些公司在推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历程中,获得了庞大的经济利益。

这并不局限于非理性民族主义的流传方面,前面所论及的愚昧文化,更是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平台盛行起来。一旦情绪和商业联合,就很容易导致非理性文化的泛滥。

在这种总体情况下,中国文化就泛起了这样一个基本结构:在乡村,文化真空,种种异端邪说横行,其中不乏“邪教”;在三、四线都会,中下层知识分子信奉的是非理性的民粹主义或民族主义;而高端精英集聚的大都会,一些选择缄默沉静,一些选择极端化,更多的文化人迅速下行,要么加入“至道学宫”那样的队伍,要么迎合公共口胃。只管人们相信中国在靠近世界舞台中心,但人们的世界观内里越来越没有世界。这并非人们所希望的一个趋势。

如果文化堕落现象继续下去,文化的衰败也不行制止。文化衰败了,国家也就会失去进步的动力。如何改变和逆转现在的局势?进步出自理性和科学。

执政党在这个历程中必须饰演最主要的角色。中国共产党早就确立了“三个代表”观,即共产党代表的是最先进的社会生产力、最先进的文化和最大多数人的利益。

也就是说,共产党仍然是一个使命性政党,是一个要继续革新社会和取得进步的政党。在“政治认同”时代,民意变得重要起来。

可是,作为一个具有历史使命的执政党,不仅不能以“流量”(读者的几多)来界说和权衡民意,更不能简朴地屈服于这样的民意。一个使命性政党仍然要保持落伍与进步、野蛮和文明的看法。正如近代以来的历史所显示的,文化的现代性只能通过文化的开放来实现。

如何在全球化、开放、商业的条件下塑造一种理性、进步和文明的民族文化,无疑是对执政党的庞大挑战。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;文章仅代表小我私家看法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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